对很多人来说，是先知道了李东生，然后才知道TCL.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个人的名气盖过了企业的知名度。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精力旺盛和大胆。从电视画面中，或报纸上获得关于他的消息，要么是纵横国外，接二连三地收购企业；要么是穿梭于各种颁奖典礼。旺盛的生命力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使大半个地球都感受到了他的活力。
    推动李东生四海驰骋的能量来自于哪里呢？是学习给他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燃料。他不止一次的讲过：“要把工作当作愉快的带薪学习。”屡次创新的成功正是来源于学习的积累：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
勤于学习，打开成功大门
    在李东生纵横商海的二十多年里，变化是不易察觉的，飞跃却是惊人的。1974年高中毕业后，李东生下放惠阳马安农场，成为“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员。三年的农场时光，磨练了他的耐心，也加剧了他对学习的渴望。在艰苦的岁月中，他虽然身居陋室，却胸怀抱负，在工余饭后，常常博览群书。
    1977恢复高考后，李东生直接从农场考入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他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四年的时间，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中，从宿舍到教室、图书馆和食堂，基本上是四点一线，无暇顾及其他。
    大学的学习，李东生掌握了丰富的无线电知识。当时中国的彩电行业还处于洪荒期，学技术的李东生感到，光是立志成为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是不够的。于是，毕业之后他务实的回到老家惠州，主动联系当地一家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即以后发展起来的TCL集团的第一家企业），走上普通的工作岗位。当时公司只有42个人，李东生负责设备的修理工作。
    善于读书为刚出校门的李东生打开了通向成功的大门。那段时间，李东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回到公司，一边读书一边值班。由于他喜爱学习，在筹建磁带铺带车间时，公司把安装一套50万美元的铺带设备的任务派给了李东生。当时没有会安装的技术人员，对机械、电工、仪器、五金、化工等，李东生也是几乎完全陌生。但面对几位外国工程师，和一群一点技术不懂的工人，李东生没有退却。不懂就学！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炼狱似的工作，终于使这套设备顺利地运行。
    正是凭着踏实、善学，李东生从车间副主任逐步做到了车间主任，28岁时就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从技术岗位走上管理岗位，实现了他事业上第一次飞跃。
    在这之后的三年，李东生更是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他在惠州工业发展总公司负责外资引进工作期间，参与了十多个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和筹建工作，利用这个机会与香港、日本、欧洲和台湾各种各样的企业主管打交道，得到了很好的学习和锻炼，增长了见识，学会了如何管好一个企业。这样的习中学，再次为他创造了机遇。1990年，李东生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事业高峰，出任TCL集团副总经理。此后一路荣升，1993年年仅36岁的他，坐上了TCL电子集团公司头把交椅。
    作为企业的领军人物，李东生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一直强调：“只有自己保持足够的成长，才能带领一个团队成长。”在了解到联想改制后，他开始了TCL的股份制改革；在看到了手机市场的兴起，他启用了万明坚；当他目睹了韩国企业的兴起时，他则开始认真思考全球化的战略。
    中西融合，走出国际化道路在彩电行业，所谓巨头，信手拈来。但当年同李东生一同聚耀同辉的创维集团黄宏生、康佳集团陈伟荣等等人物都已在繁华过后悄无声息，只有李东生越来越现出厚积薄发的持久耐力。看起来李东生并没有明显优势，但细细分析，善于学习的良好习惯使得这样的结果成为必然。
    李东生的爱学在行业里是出了名的，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平和的他只在问到曾国藩与杰克。韦尔奇、出井伸之时，眼神透露出兴奋。在李东生的书架内，古代书籍、毛泽东著作、现代企业管理图书比比皆是，《曾国藩家书》与杰克？韦尔奇的著作相邻而立，外界都说他是曾国藩和韦尔奇的融合体。
    他说：“要想在中国成就企业，既要掌握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更重要的是，你要首先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从曾国藩身上，他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比如在TCL内部，多方势力始终能够保持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很多评论家也认为这是TCL能够顺利完成产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对善学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李东生来说，从曾国藩身上学到的远不止这些。当TCL的手机销售遭遇前所未有的价格风暴和竞争力瓶颈的时候，他在动员大会上给高层们讲曾国藩的故事：“湘军当年围攻南京的一仗，原计划5支部队围城，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只有曾国藩一支队伍兵临城下。曾国藩并不因为其他4支队伍未到而退缩，他以两万多人在南京城外雨花台筑营抵挡了20多万太平军的围攻，经历46天，最终攻克南京。在众多的战役中，湘军几乎都是以少胜多，为什么呢？我认为最重要有两条：第一，湘军是一支有理想、有主义的军队，湘军的将领基本都是有抱负的读书人。第二，曾国藩在军队里一直强调培养‘扎硬营、打死仗’的作风，两军对阵，首先要在精神上压倒对手。在今天的企业竞争中，关键的时刻谁能咬得住，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是遇上了困难，但我们的对手同样也困难，甚至比我们还要困难。在这个时候，谁能挺得住，谁有压倒对方的勇气，谁就有更大的胜算。我们一定要倡导‘扎硬营、打死仗’的作风，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在TCL员工的回忆里，他坚定有力的声音，至今仍铮铮作响。
    左手曾国藩，右手韦尔奇，李东生划出的太极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1998年TCL推进变革创新、确定迈向国际化道路的那一刻，李东生捧起了韦尔奇的管理书籍。他大力鼓励自己的核心团队学习韦尔奇的管理模式，他说“你必须学会适应环境，但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你又要不断学习新东西。”
    在李东生身上，很容易找到韦尔奇的影子。他们都推崇战略的本质是企业文化；都坚信拥有坚实的文化基础，更要积极变革。
    学习有不同的境界，好学而不求甚解是一种，兼收并蓄、化为我用也是一种，李东生显然是后一种。他不仅学习、吸收，而且善于创新，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充满鲜明“李氏”风格的改革之路。
    17年前，韦尔奇把亏损的电视业务卖给了汤姆逊。17年之后，当成功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的李东生在北京向韦尔奇亲自“求教”盈利之道时，韦尔奇的回答却是：“我没任何方法让这个业务再赚钱”。这样的回答显然让李东生有些失望，也令外界为他捏了把汗。但当李东生同GE新任CEO一同站在美国《时代》周刊和全美有线新闻网的领奖台上时，我们看到他已经给T T E（TCL—Thomson Elc0nIcs股份有限公司）开出了“药方”：利用增长策略、协同效应策略和品牌及新业务拓展策略三大策略，发挥TTE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尚不成熟的商界，能像李东生这样出色地完成这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的人屈指可数。
    在某种意义上，李东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通过不断地学习与经验积累，而非理想主义热情或是某种偏执来运转公司。他求学问，只要有可学之处，不管是同行还是对手，他都谦虚向学。
    1996年他去长虹，倪润峰安排他去看工厂，还看了培训学校。回到TCL，他在干部培训会上讲：“长虹的培训学校给我印象很深，这个培训中心占地3万多平方米，而且环境相当好。我觉得倪润峰能够拿出这样好的一块资源来进行员工的再教育，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魄力，就说明了他领导企业的水平，从这一点就能反证出为什么长虹在这几年的竞争中能够跑得比别人快。”自此，TCL办起了自己的“TCL集团领导力开发学院”，培养自己的帅才，并打出了“将来才有将来”的人才口号，为TCL的迅速扩张建起庞大的人才网络。
    不仅是国内的企业，对于国外的同行，他亦是仔细研究。他说：“有关三星的书，我都看得很认真。过去几年，三星电子在业界的表现非常优秀，去年它的销售额在全球500强中由第105位上升到第59位，盈利能力排在第18位。三星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标杆，七八十年代学三洋，九十年代学索尼，今年他们又明确提出要在2010年进入全球50强中的前三名。三星的经验就是永远把自己的标杆定得很高，并不断地在经营管理中找自己的问题。这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2004年7月，李东生将新制订的TCL战略发展规划命名为：“龙虎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每个事业部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标杆。
    一次又一次学习后创新性的运用，帮助李东生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从假账风波、改制上市，到与汤姆逊合资，重整阿尔卡特手机部，李东生带领TCL一次又一次成功的突围，甚至在行业状况十分不景气的时候，仍交出漂亮答卷。
    李东生说：“人一生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大部分都是在工作和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只要树立终生学习的决心，抱着谦虚诚恳的态度，具有学而不倦的精神，善于在工作中学，在书本上学，向同事学，向竞争对手学，就一定能不断提高自己，成就一番事业。”
    纷杂的市场环境，带领万人的集团企业，李东生不是没有压力。问起他如何排除压力，他微笑的说：“要争取做到把工作当成一种‘带薪的愉快学习过程’。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能化压力为动力；也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有不断追求进步的愿望，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才会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成功机会。”
    正是有这样的学习精神，李东生带领他的团队把一个当年靠5000元借款创办的地方小企业，变成20年后销售额超200亿元的大集团，并连续7年以超过50％的年增长率高速成长。